- 任维德;
"对口支援"政策,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达或实力较强的省市对经济欠发达省区实施援助的政策,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实施和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对口支援政策的创新、完善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这要求我们找准对口支援政策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契合点,推进两者的有机衔接,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从内容和类型上完善、创新对口支援政策,实现对口支援的政策转型;加强对口支援法律制度建设,从法律层面上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口支援进行制度设计,并使之法律化,依法加以规范。
2016年01期 v.48;No.212 5-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K] [下载次数:770 ] |[引用频次:20 ] |[阅读次数:0 ] - 高斯扬;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我党对国家、社会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自觉意识,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深入学习领会"四个全面"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解析"四个全面"思想,不仅可以呈现其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发展愿景与社会现实的复合关系,展现其思想内部逻辑结构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的联结方式,还可以通过反思呈现"四个全面"与中国未来发展的辩证作用,为更好把握这一思想提供助力。
2016年01期 v.48;No.212 11-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9K] [下载次数:138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李洪佳;
近几年,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并不理想。奥斯特罗姆在治理公共池塘资源时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围绕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问题来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首先,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供给,健全公民参与的途径;其次,改进制度实施,增加可信承诺;最后,建立监督机制,解决环境冲突。
2016年01期 v.48;No.212 16-2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K] [下载次数:529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0 ] - 郑琛;佘廉;
青岛"11·22"爆炸事故发生以来,中央政府和青岛市政府都采取了有力举措改善城市安全网。复盘此次事件,安全生产事故源于生产,但事故灾难却成形于社会,致灾于社会与生态环境。基于"一案三制"的分析,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全过程应急管理对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强制提高城市规划的安全域值,建立面向管理者的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体系,建立面向公众的城市公共安全社会支持系统。有效克服突发事件非常态下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由突发事件应对走向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由之路。
2016年01期 v.48;No.212 22-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K] [下载次数:1074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杨振华;
约纳斯倡导的"面向自然与遥远的人类子孙后代的责任"与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但明确拒绝"无本体论的伦理学"时尚。他考察了"是"与"应当"断裂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目的论原则建立起完整、连续的存在之链及相应的价值链条,为人类在世界中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从而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2016年01期 v.48;No.212 27-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K] [下载次数:386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0 ] - 黄梦晓;
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他的德治观与法治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在他的政治思想中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逻辑,即理性的统治。但是,作为不同的统治方式,二者又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可以看出德治与法治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德治观与法治观体现了他对理想与现实的融合,根据理想与现实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以实现人类所能实现的好生活。
2016年01期 v.48;No.212 33-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K] [下载次数:817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胡昕雯;
借助自由意志,奥古斯丁以哲学的方式确立了基督教义中的"原罪"信念,找到了"罪"的合理来源。上帝赋予人类得以正当生活的自由意志,这种给予的背后实质上承载着道德责任。恶的行为背后必然彰示着人的主观意愿性,这种恶也因其背后的道德责任而演化成了罪,有罪才当"罚"。在三位一体的法哲学体系中,彰显上帝理性的永恒法,从天上到人间,通过世俗法为正义提供了可靠性的实现途径与有力的捍卫。奥古斯丁在神学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由意志的设定与论述,思辨性地回答了"罪"的来源,赋予了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以法的属性——权利和责任,"也为‘法’提供了其效力的合理性"。
2016年01期 v.48;No.212 40-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K] [下载次数:389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吴三喜;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被称为20世纪西方哲学进程中最伟大的代表。两人的哲学思考共享着一些重要的基本主题。早期海德格尔的自我理论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理论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而言,就是在早期海德格尔看来,体验结构中的"历史自我"是更具源初性的自我,而"理论自我"则是派生的和被奠基的,它是对"历史自我"去历史化后的产物;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的身体和心理学主体及表象主体、认识主体都不是真正的主体和自我,真正的主体是"哲学自我""形而上学主体","哲学自我"不是世界的部分,而是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的"历史自我"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自我"共同反对意识哲学中"意识自我"的统治地位,促成了西方哲学由近代性向现代性风格的转型。
2016年01期 v.48;No.212 45-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3K] [下载次数:254 ] |[引用频次:2 ] |[阅读次数:0 ] - 陈剑;
在精神分析学中,法罪辩证及其超越的原型体现在弗洛伊德的三个弑父神话中。借助齐泽克的解读,我们可以一层层推进对法罪关系的认识:首先,俄狄浦斯神话揭示了在父法权威及超我道德下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是法罪对立的逻辑;其次,谋杀原始父亲的神话进一步揭示弑父原罪和文明秩序的依存关系、禁忌和逾越难解的循环,这是法罪互生的逻辑;最后,谋杀摩西的神话揭示了更高层面的弑父罪恶,那是跳出逻各斯体系、反抗超我、拒绝原乐的自由意志,是齐泽克笔下的死亡驱力和恶魔之恶。而只有第三种弑父才可以推翻父法,开拓新世界,成就犹太-基督教创建之神话。
2016年01期 v.48;No.212 5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K] [下载次数:355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朱蔷薇;
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已经使现代性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众多思想大师迅速集结到"现代性"的主题下,对这一攸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现象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方面的危机,二是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心灵生态"概念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关联性:人的自我的身心关联、人与社会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联。考察现代社会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主要是考察这些关联性的忽视与破坏程度。作为一种非决定性的尝试,审美策略或可拟作为心灵生态危机的内在诊疗之方,即将审美策略作为一种人类自身内在的努力,借以恢复我们在现代性中被破坏了的自然本性中的完整性。
2016年01期 v.48;No.212 59-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K] [下载次数:93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阿尔丁夫;
对《蒙古秘史》中使用的四方概念,必须区分哪些是蒙古人使用的,哪些则不是。只能根据蒙古人当时使用的四方概念来判断其确定四方的方式。《蒙古秘史》不能证明当时蒙古人已改为"面向南"确定四方,只能证明它"面向南"确定两翼。事实证明,13世纪时的蒙古人使用的仍然是根据"面向东"者的体位确定的四方概念。
2016年01期 v.48;No.212 66-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 [下载次数:109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张建明;
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且各具特色。早期的邦交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并围绕着武力扩张这一核心展开。中期的邦交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且因国而异;二是以尊王攘夷为核心。晚期的邦交因卿族间冲突的加剧而陷入被动,接连失去盟友的晋国在邦交中逐渐被孤立,范氏、中行氏之乱则是内外矛盾的集中爆发。至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邦交已被三晋邦交所取代。
2016年01期 v.48;No.212 73-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下载次数:338 ] |[引用频次:6 ] |[阅读次数:0 ] - 王妍;
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处于马其顿王朝统治的前中期,其皇位继承关系上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翁婿相承、女儿继承、遗孀继承等。这一特殊政治现象的出现,并非源于传统上无皇子之原因,事实上在马其顿王朝皇室统治延续的表象下,皇室血亲的皇位几次被篡夺。首先,篡位者均为军事贵族。拜占庭中期以后军事贵族的兴起及势力发展为其篡夺皇位提供了实力基础,此时期帝国军队仍保持着对皇位继承进行干预的政治传统,10世纪拜占庭军事贵族与官僚贵族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成为篡位活动的导火索。其次,关于篡位时机及统治合法性的获取。10世纪拜占庭帝国屡次出现的幼帝继位、摄政不稳的政治局势为野心勃勃的篡位者提供了契机,而在拜占庭早期皇位继承实践中,姻亲继承的出现为非皇室血亲承袭帝位提供了可能性及统治的合法性。
2016年01期 v.48;No.212 82-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K] [下载次数:466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